接着，蒋经国又提名李登辉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也“获得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至此，蒋经国连任“总统”，李登辉担任“副总统”的“党内”程序已经完成。由于国民党在“国民大会”内的绝对优势，故他们两人的搭档已成定局。
1984年2月2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台北召开。
“国民大会”的议程虽然繁多，会期冗长达一月之久，中心议题却只有一个：给蒋经国的连任和李登辉的新任发放“合法”的证件。
3月21、22日，“国民大会”分别正式投票“选举总统、副总统”，青年党与民社党均未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同时声明拥护蒋经国先生竞选连任。”
因而无人与蒋经国、李登辉竞选，两人均以高票当选。
1984年5月20日，蒋经国、李登辉分别宣誓就任。74岁的蒋经国年高体弱，患严重糖尿病，进入80年代以后，连续做过几次手术。这时，他选定61岁的李登辉担任“副总统”，实际上就是向公众宣布：李登辉是他的“接班人”。
2、李登辉的发迹
李登辉取代谢东闵出任“副总统”，成为政坛上引人瞩目的黑马，对台湾人而言，“可说是意料之外，也可说是意料之中”。
蒋经国为什么看中李登辉？李登辉其人的特点如何？
1923年（民国12年）李登辉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淡水的一个小镇——三芝。
其父李金龙在日据时期做过刑警，主要是靠土地维持家庭生活。据李登辉自己说：
“虽然我的家庭不是十分富裕，算起来也是个小地主，所以每逢过年过节，佃农就会送东西来，请求明年有地继续让他们耕作。”
李登辉少时最大的兴趣是翻看书本，他沉默寡言，是学校里的好学生。
李登辉小学毕业后，在18岁那年考取了台北高等学校（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因成绩优异，毕业后又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他又转回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深造，1948年毕业。虽然他家境不富裕，要靠半工半读来维持学业，但在大学学习期间，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同时，他对社会问题和政治也产生了兴趣，不满于分配的不公平。
有资料说他曾加入台湾共产党的秘密小组，后来他发现“要坚持学术救国的主张，则与党的要求难以配合，经过多次的激辩，李登辉毅然决定退党”。
李登辉从台大毕业后，即留校任助教和讲师。并与同乡曾文惠女士结婚。1953年，他接受恩师、台湾省农林厅厅长徐庆钟（同时为台大教授)的邀请，兼任了台湾省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以后，他又出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在台湾大学，也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他工作勤勉，爱护学生，深得同事好评。
然而，他们家境却窘困，有时要靠卖太太的手饰来维持。
1965年，42岁的李登辉作出了一个改变其人生轨迹的重大决定，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及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只身远渡重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农学博士学位。
在康奈尔，李登辉与比他年轻不少的同学一起听课，写作业，考试，还要利用假期打工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这种远离妻儿、颇为艰苦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半。1968年李登辉完成学业，其博士论文《台湾经济发展与农工间资本移动问题(1895一1960)》，不但获得康奈尔大学的好评，同时获得全美农业经济学会1968年的最优论文奖。李登辉博士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台湾报纸上。
李登辉返台后，参加了由台湾当局在美援支助下设立的负责农业建设和政策的“农复会”的工作，担任组长，并在台湾大学晋升为教授。他以农业经济专家的身份，迈入了台湾政治的门槛。当时台湾农业正因工业化的冲击而处于停滞阶段，当局为此而苦恼，“农复会”的工作受到重视。“农复会”负责人蒋彦士为“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所青睐。
3、蒋经国火箭提拔
促使李登辉与台湾最高当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却是一件颇为曲折的事情。
1970年，蒋经国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在纽约遭两名“台独分子”射击。蒋经国幸免于难，行刺者当场被捕。事后，台湾有关方面全力追查他们在合湾的背景及来往亲友。调查中发现李登辉与其中一人竟是康奈尔大学时过从甚密的同学。李登辉顿时被打入另册，受到审查。
当时，“联合国开发总署东南亚支部”邀他去担任农业经济顾问，有关方面禁止他去曼谷。这时，李登辉的两位老上司徐庆钟、蒋彦士已分别升任“内政部长”和“行政院秘书长”，他们向蒋经国说情，证明李登辉不可能与“台独”组织有关系，并称赞李在农业经济方面研究的成绩。
“蒋经国于是亲自约见李登辉面谈，发现李登辉对台湾农业问题有深入研究，尤其是工业化引发的农业问题，均能生动有力又有条理的说明主张，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发表的有关台湾农业未来动向的论文，也为蒋经国赏识。这年，他加入国民党。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以吸收专家学者、青年才俊和台湾籍人士为新的用人标准。李登辉完全符合三条标准，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
他既无从政经历，又无深厚的政治背景，以一介平民一步登天，成为台湾政坛引人注目的新星。那年，他49岁，是“蒋经国内阁”中最年轻的阁员。
蒋经国所以选中李登辉，除了由于李登辉是知名的高学历农经专家，台湾省籍而又年轻，同时也是因为他属于独立的技术型官僚，没有明显派系。
启用他，可以抑制当局惧怕的台湾籍政客逐渐强大的地方派系，如黄朝琴为首的“盐水帮”、谢东闵为首的“二水帮”等。
“政务委员”是一个伸缩性极大的职位，它不负任何实际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只有象征意义的闲职，除非受到“行政院长”特别任命处理重大事务。
蒋经国开始是将有关农业的政策，授权给他处理，如废除肥料换谷制度，设置粮食平准基金，修改“农会法”，整顿水利会等。
李登辉都一一认真从事，“绩效相当卓著”。后来，李登辉又被授权主持“十大建设”之一的石化工业。李登辉做事一向认真，讲条理，合逻辑。而且为人谦逊，力求避免自我标榜，将自己的政治抱负放在日常工作的认真负责之中。
有资料说：
十六年前李登辉初入内阁之时，以一个初出政治茅庐之身，怀抱着多少的惶恐。不论出席行政院院会或国民党中常会，他总是在登到册上，用最小的字签下他的名字，而且不论到得早或到得晚，他的名字不但远远地写在签名册的后面，而且总在比别人低的位置上。
197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他提拔李登辉任“台北市长”，李遂成为具体执掌地方政权的行政长官。3年之后，他又荣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宝座。李登辉在几年的政治生涯中虽无轰动效应的成绩，却逐步形成了自已的从政风格：诚实认真，条理清晰，谦逊随和，清廉公正。
他待人和蔼，不摆架子，笑口常开，公众形象颇佳。在上层官僚中，他谦逊有加，不拉帮结派，没有明显的政敌。作为一个政治家，李登辉的个性是外圆内方，谦和的外表后面，有一颗倔强的心。他的苦恼往往不溢于言表，他的谦和也不是一般的好好先生。
李登辉任“台北市长”时，有记者说在交通裁决所看到有人拿着十多张市长座车的罚款单说情，请求免罚，李登辉当场发怒：“是谁拿去的？李登辉是有人格的，绝不可能做这种事！”
李登辉被选中作“副总统”，有一定的必然性：“外表随和温文儒雅的李登辉将一位有节操的政治领袖之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和内阁孙运璇维持良好的关系，而党政元老如严家淦、黄少谷、谷正纲等对这位农经专家也颇有赞佩之处。”
4、李登辉的人格特点
李登辉的生活经历和从政经历，使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又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执政风格。
这些思想有如下特点：本土意识、农民意识、宗教意识及权力意识。
台湾本土意识。
李登辉是个地地道道的台湾人，从未到过大陆。他在家用台语讲话，爱听台湾歌曲，整个生活在台湾本土的文化氛围中，养成了他浓厚的台湾意识。他的政治地位节节上升，也得益于他是台湾人。这一切使李登辉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即他的晋升得益于台湾籍贯，而不断晋升的他却需要越来越少地表现出他的台湾本土意识。
李登辉的一句名言是：“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说明他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既不掩饰他的本土意识，又表明他的中国意识。
李登辉的本土意识发乎自然，并不等于台独分子的“分离意识”。
尤其是他进入国民党上层领导圈后，完全认同最高当局在“统一”问题上的观点。曾访问过他的旅美学者杨力宇说，李“虽是一位出生于台湾的政治家，却有强烈的中国感和中国意识。”
农民意识。
李登辉出生在农村，长期研究农业经济，从政之初又是掌管农业政策的制订和推动。他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也得之于农村，故他的思想深处存有农民意识。1972年，李登辉主持审核“发展农业条例”，原条例的主旨是“发展生产”，而李登辉却将其改为“改善农民生活”。
以后的从政过程中，他也设法为农民谋福利，如推动“稻谷增产计划”、“八万农业建设大军计划”等，都是他农民意识的反映。在一次讲演中，李登辉称现代都市车多人多，空气污浊，“眼睛看到的尽是一片拥挤杂乱，耳朵听到的尽是人声车声，鼻子呼吸的尽是油烟灰尘，置身其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与窒息感”。而农村的“田园之乐是说不完，写不尽的”。
这种类似乡间农夫的感受，说明这位曾经留美的洋博士内心深层的农民意识是何其强烈。
宗教意识。
李登辉是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熟记《圣经》，四处去讲道。每周尽量去做礼拜，他曾在南投县长老教会以“我的心路历程与从政感言”为题讲道，说明他信教的过程及在从政过程中“主”给他的启示。李登辉说，他曾有“人生的三大问题”，即对社会生活不公平的关心、自我的困扰、生死的疑惑。由此而深感苦恼，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求助于教会，3年后豁然开朗，他发觉了主之所在，并要求洗礼。
受洗的前一天晚上，主在梦中告诉他：“六十岁时你要为我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李登辉经常对人讲他最大愿望是作传教的牧师。
李登辉说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祈祷“主”的帮助，“主”都会给他办法和力量。他举办艺术季、音乐节及八万农业大军运动，都是由于“主”给他的启示。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像李登辉这样宣称宗教为自己精神支柱，并靠“主”的力量克服困难的政治家极为罕见。李登辉“身居高位，不忘传教”，任“副总统”后，还曾到新竹县一个偏远的山区教会传教。
在台湾，长老教会的信徒多，李登辉易于获得他们的支持。
权力意识。
就个人权力而言，李登辉在官场上总是以谦谦君子出现，似乎没有多大权力欲望。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官场争夺十分险恶，一个没有强烈权力欲、坚定理念和一定手腕的人，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人之下”的权力高度。实际上，李登辉很重视权力，且有一定的手腕。这在蒋经国死后的权力角逐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政府权力”与人民民主权力关系问题上，李登辉表现出了其理念与地位的双重人格。作为接受到美国教育的博士、教授及笃诚的基督教徒，他在理论上赞同人民的基本权力，甚至说过，“民众第一”，如果能够牺牲政府的一点利益，而成全更多的民众利益，“政府仍应站在民众这一方”。
但作为“政府官员”，他在具体问题上又十分强调“政府权威”。
1983年8月，李登辉任“台湾省主席”期间，实施“二重疏洪道工程”，从计划到实行，受到许多抨击，群众举行示威抗议。
李登辉却采取强硬立场，绝不让步，他说：
“一个大有为的政府必须具有维护公益、摒弃私利的公权力，政府依据法律执行公权力，这个公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容许有任何人，以其野心和私力加以侵犯，而使政府变成一个向私利低头，向少数刁顽之徒讨好的懦弱政府。政府的威望不容破坏，政府的形象不容污蔑，政府更不容许有野心分子，或少数败类，勾结群众来捣毁政府的公权力。”
其作为及言语已近乎独裁者。
李登辉的这些思想特点，对其以后的执政会产生较大影响。从以上这些特点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李登辉的“双面人”性格，不管是宗教信仰还是为官风格，他处处模仿效法蒋经国，讲话办事总是能投蒋经国所好，这也是蒋经国提名他为“副总统”的关键原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